貨幣分析員Jens Søndergaard在本文解答環球經濟前景的關鍵問題，涵蓋俄烏衝突、通脹和貨幣觀點。

俄烏衝突對環球宏觀前景有何影響？

未來12至24個月的宏觀前景（尤其對歐洲而言）主要取決於俄烏衝突的結果。就短期影響來說，大部分經濟體可能陷入滯脹，並面對高通脹和國內生產總值大幅萎縮的情況。

長遠影響方面，環球經濟的去全球化趨勢將更加穩固。去全球化始於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2020年疫情進一步令趨勢加快。全球化倒退意味日後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趨勢將進一步減慢，政府債務負擔亦會普遍加劇。

您對通脹有何看法？通脹走勢是否正在轉變？

我認為最重要的通脹問題在於：「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時期是否逐漸告終。大穩定時期是指1980年代中至2020年期間，政策官員致力維持偏低（約2%）和相當平穩的通脹。在過去一段時間，平穩的低通脹是債券風險溢價走低的原因之一。

然而，目前環境更加艱難，因為供應衝擊推高通脹，並且拖累增長放緩，例如俄烏戰爭及去全球化（源於企業供應鏈回流）帶來的能源和食品價格衝擊。因此，「弊多於利」的供應衝擊大有機會到來。

由於央行無法應對這類通脹，因此負面供應衝擊帶來的震撼令央行飽受困擾。若情況在未來十年持續，所有這些一次性通脹衝擊便會牢固地反映於通脹預期，並觸發工資與物價長期螺旋式上升，猶如1970年代的情況。然而，這只在央行放棄通脹目標及實際上出現「政策行動落後於經濟趨勢」時才會發生。這正是政策方針轉變帶來的影響。

投資者須緊記，通脹水平終歸是政治決定。政府官員給予央行獨立的地位，並委託其維持平穩的低通脹水平。疫情爆發前，央行能較輕易達成低通脹目標，而且毋須在穩定增長或通脹之間作出政策取捨。

聯儲局遏抑通脹的公信力目前受到考驗，市場亦顯然甚為關注來年美國通脹走勢。關鍵問題並不在於美國通脹何時見頂，而是通脹回落的步伐是否足以使聯儲局暫緩加息。我認為若出現這情況，需要多項因素配合，包括油價回落、美國工資增長放緩及失業率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