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5年，宏觀環境理論上為新興市場奠定利好的基礎，特別是在通脹普遍放緩的情況下，這應可讓大多數主要央行在年內大幅減息。
然而，新一屆美國政府亦帶來多項風險。候任總統特朗普提出四項重要的經濟政策建議：提高關稅（對中國徵收高達60%關稅，全球其他市場則為10%）、減少移民或逆轉移民政策、減稅（可能延長2017年的減稅政策，並下調企業稅），以及減少監管（主要對象為能源業及金融業）。
雖然這些政策將為新興市場帶來阻力，但美國政策極難預測，實際情況未必如競選期間所示般嚴峻，特別是在關稅方面。例如，在2016年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起初的重點是財政政策而非貿易政策，如果這情況再次出現，對某些新興市場來說屬利多於弊。與此同時，中東局勢降溫及升溫的情況均有可能出現。受貿易政策及油氣規例影響，特朗普政府可能對油價主要造成利淡風險，但制裁伊朗將構成上行風險。
考慮到這項不確定性，我們旨在於影響新興市場債券市場的因素框架內探討主要的政策領域：(1) 利率水平（美元債券基於聯儲局利率、當地貨幣債券基於當地利率）、(2) 匯率價值及(3) 新興市場的基本因素。
就後者而言，自特朗普上個總統任期以來，新興市場已展現韌力，能夠應對兩場地區戰爭及一場疫情的影響。 除部分前沿市場外，對外貿易結餘普遍強勁，通脹已從2022年的高位顯著回落，並在持續緊縮的貨幣政策立場下大致趨跌。
財政指標普遍疲弱，但大部分主要新興市場已將債務延期，現時亦發行更多當地貨幣債券。如有需要，多個新興市場國家亦有減息及支持增長的空間。具體而言，中國或會加推財政寬鬆措施，抵銷上調關稅的部分不利因素。
